一说起“走西口”，就立刻想起那首著名的山西民歌。在山西民歌《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中国北部内蒙古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了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我的爷爷刘贵宝、外公王仁昌、我的大舅都走过西口，都去过丰镇。他们背井离乡、要靠两条腿，最多是加一个牲口，走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口外，那真是谈何容易！要不就是遇上土匪，被抢劫一空，没了盘缠，饿死或累死在路上。除了土匪，还有各种自然灾害需要人们去赌，比如说要遇上暴风雪，因为北方草地的气候寒冷，那个时候没有天气预报，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再比如说，遇上大风沙。要知道，以前穿过杀虎口去蒙古，要经过一个大沙漠，沙漠里边沙尘暴可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就是到现在都能看见山西人的遗留下来的尸骨，山西人实际上是搭着命在走西口！人统计过，从明朝末年到20世纪40年代，有上百万的山西人在西口的荒原沙漠中跋涉过，其中有多少万人从此就音信皆无，连尸首都找不到。

走西口，在山西省西北有很多人受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去谋生。出外谋生不仅辛苦，而且一别一年或者几年之后才能见面，所以走西口会有离别，奋斗，辛苦的意味。

山西忻州人在丰镇做生意

小忻州是山西哪个地方？小忻州是丰镇，现在属于内蒙古。现在沿大同线走西口，丰镇是进入内蒙第一站。往上一代，丰镇半数以上是走西口来的山西人。

丰镇市位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南大门，素有“塞外古城、商贸客栈”之称。

丰镇有着近年的文化历史。在清代以前无县级行政建制，为少数民族游牧地，隶属大同府管辖，清雍正十三年（年）设置丰川卫、镇守所。乾隆十五年（年）改设丰镇厅。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丰镇县。年丰镇解放，绥蒙区党委、政府，绥远省委、省政府驻在丰镇，县城城关镇曾两度设市，后废。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为县级市。

这里要说一下山西人走西口的经历。在艰辛凄苦、历经二三百多年的“走西口”移民大潮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是民国年间，就约有三万八千多忻州籍人来到内蒙古求生，而其中约六千人落脚在丰镇。在清代以前，丰镇只是个淹没在泱泱草色中的小驿站。清初，忻州人谢光祖在此开创“万合隆”，加工米面油，发展出众多分号。到清乾隆年间，丰镇城垣才建起。正是“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随后大批忻州人来此经商，因交通便利，兼之忻商“俗尚勤俭，遇风险而避，能齐心协力”，忻商很快形成规模，丰镇随之成为张家口与呼市间最大的贸易城市。

清末民初，丰镇忻州商人涵盖了钱、粮、布、当、缸、油、碾、面八大行业，有金牌字号40余家，年营业额在10万银元以上的商号20多家，当时丰镇有较大商户余家，山西人（大多为忻州人）占到70％。忻州巷应运而生，90多家忻州商铺同气连枝，蔚为壮观。人称丰镇“小忻州”。

忻州人的吃苦耐劳、勤俭书约、艰苦奋斗精神，在晋北、内蒙、宁夏等地，乃至大江南北，那是名声在外的。“凡有鸡飞狗叫的地方，就有忻州买卖人”。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末清初，忻州人就开始涉足商界，走西口、闯关东、出阳关、进草地、开大荒、过沙漠，风餐露宿，白天炒面凉水，夜间沙场驻足，若遇风暴迷路，人畜干渴而死或被沙丘掩埋者比比皆是，迫于生计，照样前仆后继，穿梭往来。“人不做的咱做，人不吃的咱吃。”这是忻州穷苦创业者们牢记不忘的古训。许多人手提拳头走北路，为了谋生，掏根子（甘草），拉骆驼，放羊，背大炭……可以说凭得就是那种绝地求生的劲儿。

图片说明：前排左起二姑和她的孩子、奶奶和三叔、爷爷、我母亲和我（当时才一岁），后排左起：大姑儿子李幸龙、二婶

我的家乡忻州奇村刘家庄村位于忻州金山脚下，云中河畔，距离忻州市区30多公里。金山又名程侯山，位于忻州城北四十里处的市界边缘，是五台山的支脉，主峰.6米，山巅原建有春秋时期晋国诚信侯程婴祠（现被毁），所以亦称程侯山，山间花草丛生，绿茵遍地，从远处看这座山颇有点像金字的形状，刘家庄便坐落在金山的西北。

我的太爷爷叫刘映元，教过私塾，他继承他父亲财产时，相当于一个地主，因为抽鸦片把地和房子都卖掉了，向亲戚们要饭，最后亲戚们都感到厌烦。太爷爷活了50多岁，死的时候已一贫如洗。

我的爷爷叫刘贵宝，生于年阴历9月初二，卒于年阴历7月11日，享年68岁。奶奶闫丑英生于年阴历2月13日，卒于年阴历9月21日，享年54岁。爷爷刘贵宝因为他父亲早亡，他的母亲眼睛失明，10岁寄居在姨姨家长大，16岁到内蒙古丰镇当商铺小伙计。爷爷刘贵宝因为生病，不得已回到山西时26岁，当时身体不好经常拉肚子，在家养了三年，身体才逐渐恢复。上面爷爷走西口的情况是父亲说的，我估计是爷爷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外生活艰苦，患上肠胃不好的病才回到家乡。爷爷回来后在他姐姐帮助下，逐渐赎回一些土地，经过辛勤劳作，家境才好了一些。

我的外祖父王仁昌也在此地当了一名布店柜台小掌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小店的小经理，这个店不是他的。因劳累过度，50岁左右因病身亡。17岁的大舅也曾在此地商铺当小伙计后回到家乡忻州，祸不单行，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被炮弹震坏了脑筋，神经受损，复员回家不久死去。

走西口的外公去世以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丢下了40来岁的外婆，12岁的母亲、2岁的姨姨和5个月的小舅舅。小舅舅王捧成年出生于贫苦家庭，5个月痛失父爱，生活如此艰难，九岁的舅舅露着小鸡鸡（贫苦没有衣服穿），跟着姥姥下地劳动，拿着锄头除草，生活的重担过早地落在小小年纪的舅舅身上。姥姥、舅舅、姨姨、母亲相依为命，她们用瘦弱的双手，整日操劳，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这就是一个走西口人家的悲惨、凄凉的生活写照。

忻州人走西口，饱尝了开拓与创业的艰辛。记住历史，特别是记住家族的历史，记住心酸与悲壮，记住“走西口”，永远不要忘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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