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忻州民俗看忻州精神

诚信，是忻州人最为重要的精神之一。从忻州的历史看，体现忻州精神的渊源之一诚信可以追溯到春秋时候的程婴救孤以及三国时候的“美女连环计”。程婴救孤说的是晋国时候忻州南关人程婴为救大夫赵朔的儿子赵武将自己的孩子与刚出生的赵武“掉包”并向屠岸贾举报，结果自己孩子被杀，而他却将赵武带回家乡抚养成人，赵武15岁后带兵攻杀屠岸贾，程婴见赵武报仇完毕，便兑现他与公孙杵臼的最初诺言，举刀自杀。三国时美女貂蝉不负司徒王允重托，不惜万金之躯，舍身为国，利用美女连环计，明许董卓，暗许吕布，最终杀掉董卓，为汉室立下了不休功勋，千古传颂。而从忻州的商业发展看，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最为繁荣和兴盛，忻州城内商铺最多发展到家，遍布山西九府十六周，横跨全国15省区，境外延伸到蒙古、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等国，以致山西各大商户对忻州商人发出“只要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就会有忻州人的感叹。”忻州人之所以能够将忻州打造和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之地，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与客人打交道过程中业已形成的诚信精神和品格。从民俗角度看，忻州人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商业民俗，集中体现出的特点也就是诚信。如在每年的骡马交易集市上，忻州人多用手来讨价还加，做牲口买卖，双方一旦确定，便立即成交，即便吃亏也在所不惜，忻州商人因此留下“跌倒不翻身”之说。再如顾客如发现所买货不满意，要求退货，忻州商家当即给予退还，因此有“肉烂也要烂在自家的锅里”之说。而流传至今的忻州商业谚语说的似乎更直接，如“偷工自倒灶，哄人自断道”“不怕没买卖、单怕质量坏”“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存”“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将心比自己，何必问旁人”“黄金虽贵，分量赢人”等，都是对忻州诚信经商的最好注释。

忻州的诚信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经商上，从数千年忻州的史册中，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到绵延不绝的忻州诚信精神。在《忻州直隶州志·人物》卷中有关于记载烈女的科目，这些烈女大都是在丈夫去世后抑郁而死，或投毒、悬梁自尽。从我们现在看，很要不得，女方在男方去世后或改嫁或守寡都是可以的，为何要选择自尽这种最为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掩卷沉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忻州女子对丈夫的无限忠贞，可以看到他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感天动地的真情和壮烈！对此，忻州清末著名学者、江西监察御史米毓瑞先生在《左烈妇张氏传》中对烈妇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烈妇一弱女子而不畏舍生，如此可不谓烈矣胡！”难道这不是忻州精神的又一种体现吗？

包容，也是忻州人源远流长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形成与忻州人所处地域的特点不无关系。忻州位于山西北中部，在古代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塞外游牧文化的结合地，东接定襄、五台、通河北；南接太原；西接宁武、静乐通吕梁；北接原平、代县通朔州和大同，处在东西、南北交汇的十字路口，历来就是各地人才的往来之地，商贸聚集之地，经济发展之地，旅游观光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忻州人民数千年来养成了包容的精神，忻州人民总是用宽大的胸怀迎接四方宾客，用谦顺的态度善待四方宾客，用厚重的礼节尊重四方宾客。从历史上看，金元之际文化巨擘元好问，在金朝灭亡后，虽为金朝遗臣，但胸怀天下，道济苍生，去蒙古两次拜见蒙古贤王忽必烈，主张用儒文化治理中国，并请求免去50多名儒生的赋税，得到允诺；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兵北上，路过忻州，在其他很多地方都在殊死抵抗农民军的同时，忻州大开城门，在古城凌云楼写出“风云有意迎新主，日月无光湮大明”的楹联迎接李自成；从忻州业已形成的民俗看，忻州摔跤是忻州的一项最为普遍的体育运动，每逢庙会或赶集各乡村总要举办，而摔跤的跤手可以来自四面八方，谁要按照规则挠羊成功，谁便可以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待遇，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再说忻州的礼节，忻州的礼节有见面礼节、交往礼节和家宴礼节等，名目较多，但每一个礼节对人都一样，可以说是一视同仁，没有对外地人另眼相看；“先让客人进”“先让客人坐”“先让客人动筷子吃”已成习俗；忻州直隶州志（上）载有清忻州知州方戊昌为忻州《风俗》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对忻州风俗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过去他人传言的忻州人“健讼轻生，刁野难治”是“其说近诬”，并做进一步解释：“夫天下之民，古今一辙。凡谓民之难治者，恒旷官尸位，蝇营终日。绸被放衙，谓吾劳心民事，稍不遂意，不谓之刁则谓之顽，从未尝自反，而徒归咎于民，是岂民之过欤？然则为政，不当问民之难治与否，但当问我之政令，果足鼓舞振兴，整齐利导，而默化其刚劲轻生之习，豚鱼可格，鹰枭可化，安见民俗不能移易者乎？”对为政不为的州官做了批评，认为忻州民俗可化可好，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忻州人对风俗习惯的一种包容精神。最后说一下忻州的庙会。庙会是忻州人的一项主要文化活动，各乡镇都有，忻州人通过庙会活动促进经济发展，方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的交流，而忻州庙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商贸平台迎接四方宾客，进行商贸文化活动，外来客商和朋友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忻州与忻州人民实现文化经贸平等交流，这也从一个侧面完全反映了忻州人所拥有的包容精神。

忻州人的包容精神决定了忻州人拥有以天下为容的思想境界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注定了忻州人不仅能够在本地与外来宾客共处共荣，而且也能够走出去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明清之际忻州的商业发展和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忻州本地，而且体现在全国各地乃至西亚和东欧。程化鹏（公元年——年），山西忻州东街村人，著名茶商，自幼聪明过人，少时即随父母去内蒙呼呼浩特经商。年，他从内蒙取道外蒙与俄罗斯通商，协商好双方关于茶叶的买卖事宜，然后速回石家庄察赫尔领取“照票”（即一年申请一次的贸易执照，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工商执照）遭到察赫尔都统的拒绝，认为按照清朝法律不允许私人与俄国进行茶叶通商。其时，清太平天国运动虽处于低潮，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已造成巨大的财政亏损，于是不得不设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加税目，在全国水陆交通要道增设关、卡，额外收税，史称“厘金制度”。由于山西处于当时全国通往欧洲和西亚的必经之路，因此此举就造成山西商业亏损，特别是茶商亏损严重，苦不堪言。面对此情此景，程化鹏亲赴京师，坚决上书理藩院，提出放宽部票发放数额、明确各项商业税则、准许商民运茶直接与俄商贸易等多条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切中时弊，据实提出，针对性很强，兼顾了清政府和老百姓的利益，因此理藩院在报请咸丰皇帝同意后，便很快采纳了程化鹏的意见，准许他在办理证件手续后，与俄国直接通商，从而开辟了华商进入俄国的新途径。王有德，约生于清嘉庆年间，忻州双堡村人，幼年时随乡人到归化学商，后由于清廷对新疆和田玉矿开放，他随大批采玉队伍进行采玉，将忻州行商的足迹延伸到万里之遥。正因为如此，自清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忻州人在内蒙经商者达到3万人之多，以致在丰镇出现了二百多米的商街，云集了二十多家商号，旧称“忻州”巷，忻州人的勤劳和包容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强调忻州人有自强、勤劳、诚信和包容等精神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忻州人数千年来所形成的崇尚礼仪、热爱故土的好风尚。这些从忻州日常所形成的生活民俗中能够看的出来，可以说忻州人崇尚礼仪，热爱故土的好风尚是始终融合在自强、勤劳、诚信和包容里面的，从而使忻州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具体。

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忻州精神是我们一代代忻州人战胜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开拓奋进的动力和源泉。在实现忻州梦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忻州精神，弘扬忻州精神，实践忻州精神，学习忻州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实现忻州富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