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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诸帝与五台山 我之所以认为五台山佛教传入是在太武帝灭佛以后，因为前此的北魏皇帝虽然都笃信佛教，但太祖道武帝没有建过佛寺，《魏书·释老传》上说他好黄老，颇览佛经，对沙门道士，多致精敬，禁军旅无所犯，“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 太宗明元帝开始建立寺院，他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世祖太武帝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太武帝并不是一开始就灭佛，灭佛是在他登基十二三年之后，前此，魏境的佛教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在他迁回凉州沙门佛事后，佛教传播达到了鼎盛。因为沙门免役免租凋，在沙门的数量上必须加以控制。所以才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就是为了使一部分沙门还俗与服兵役。《释老志》上说：“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就是说，太武帝灭佛后的七八年间，禁令除在京城严格执行外，在京城外的其它地方则逐渐宽松起来，笃信的人家也可以偷偷做法事。其实，太武帝灭佛，毁掉的寺庙多，僧尼只要还俗，并不一律坑杀，如后来做沙门统的师贤等五人，就是还了俗，在文成帝恢复佛教后才又重入佛门，继师贤做沙门统的昙曜最初宁死不还俗，在太子晃再三劝说之下才还了俗，但仍然暗带法器，太子晃怕他死犟受害，安排他到河北中山郡隐在民间，文成帝恢复佛教后，专门把他请回来，师贤死后，他继任沙门统，管理天下僧人。 高宗（文成帝）是太武帝的孙子，孝文帝的爷爷，兴安元年（）一登基便下诏恢复佛教，让各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皆复得显。五台山佛教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兴盛起来。 文成帝恢复佛教还有几个大动作，兴安元年，让人仿照他自己身体造了佛像，又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和平初（年），以昙曜为沙门统，听从昙曜建议在大同城外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这就是闻名后世的云岗石窟中的昙曜五窟。又听从昙曜所奏建立“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祗户专门给僧人提供粮食，佛图户则为寺院做杂役。“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矣。”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僧祗户与佛图户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寺院经济的稳定，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尽管昙曜最初设想是由寺院储存粮食，遇到灾荒，拿出寺院消费后所余赈济灾民，然而，事实却并未按照他的良好愿望发展，自此制度设立，奸滑之徒便乘隙而入，宣武帝永平四年下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僧祗户交纳本为赈济的“僧祗粟”成了官吏取利赢息，侵害百姓的谋利之源，“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光凉州二百家僧祗户就被侵夺迫害“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可见为害之酷。而且，王公贵族、州镇官员见建寺养僧有利可图，纷纷建寺，迁都洛阳之后，朝廷先给南迁的王公贵族与官员们在旧城借房暂住，然后在城外建了新城，都给分了宅院房屋，好多人两处得宅，住进新居，将旧宅“擅立为寺”，巧取豪夺。“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而且。“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致使“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魏书·释老传》） 尽管从孝文帝开始就不断下诏裁撤，且严厉惩罚，但境内僧寺还是有增无减。 献文帝对于佛教“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天安（年）中于平城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三百余尺，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后让位于孝文帝，移居北苑崇光宫，在苑中西山建鹿野佛图，览习玄籍，亲近禅师。孝文帝承明六年(年)崩于永安殿。”年仅23岁。 献文帝在位虽然仅仅五年，却是个有为之君，他文武全才，崇文重教，兴学轻赋，对外征伐外敌，对内整肃政治，“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为改观。但由于嫡母冯太后干涉朝政，他杀了冯太后的男宠李弈后，与冯太后矛盾激化，他怕冯太后对自己不利，先是要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后因群臣反对，“迫于太后，传位于太子”，当了太上皇，传位后，他仍然抵防着冯太后干政，所以“国之大事咸以闻”，仍然下诏书、外出征伐，实际掌握着朝政。就在他退位第二年的延兴二年（年），他以孝文帝名义连下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严禁僧人离开寺庙，交接奸滑，无籍之僧，精加隐括，违者加罪。第二道诏书限制建造“高敞显博”的寺庙，诏令“自今一切断之。”献文帝采取这些措施，无疑是出于政治考虑，他自己虽然对于佛教“敦信尤深”，但他已经看到从他父亲文成帝恢复佛教以来，特别是僧祗户、佛图户制度建立以来僧徒泥沙俱下、奸滑之徒利用这一制度到处建庙的弊端，当时“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他不得不裁撤僧尼，整顿僧规。在他被冯太后毒死十年后的太和十年（年），有司奏“……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虽然只是零头，但毕竟还是收到些效果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