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连绵，峰如剑簇：关隘古渡，不知凡几：滔滔黄河，屏障其左：巍巍太行，扼守其右：内长城和外边墙横贯东西，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雄踞其中，这就是诞生过晋绥、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的晋北地区。如果说山西是中原腹地的屏障，那么晋北便是这屏障的屏障：而地处晋西北边陲、“鸡鸣三省”的河曲，则又是这屏障的门户和前沿。

如今，当我国56个民族如同胞兄弟般荣辱与共、亲如一家的时候，我们似乎难以想象，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中原为腹地的汉族政权，总是将边地少数民族看作不通教化、不懂规矩的夷狄而加以歧视、排斥、防范。特别是活跃于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骁勇彪悍，能征善战，几乎是所向无敌。成吉思汗便曾领着数十万蒙古军队，横扫了将近半个世界，这不能不令所有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心存忌惮，连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概莫能外。而浊浪排空的黄河，逶迤千里的长城，天门般险峻的三关锁钥......军事要地所需的各种要素，这里全部具备。

每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出，只要占据此地，以及西面的陕北和东面的冀北边地，便可北依塞上，南下中原，东可进击幽燕，西可收河湟之利。于是，这里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已经取得政权、并且要稳固政权的中原统治者的必然占据、固守之地。也于是，这里又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些觊觎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必然进击、争夺之地。

漫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在这里凝缩成一幅血火交融、兵燹不断的战争画卷，同时也使这里通过战争这种特殊的交融手段收留了交战各方不同种族的血脉，使这里成为一块“华夷之交”“五方杂处”的地域，前面提到的罗圈堡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在这里，少数民族率直纯真、敢爱敢恨、敢歌敢哭的秉性，将汉族儒家种种压抑人性的禁忌和规矩冲了个七零八落，少了些道德的捆绑，多了些人性的自由，进而化作一曲曲或高亢或悠长或欢畅或哀伤的歌曲。有几句民歌便颇有代表性。

男唱：哎呀！灰女子，不好了，你妈妈串门回来了。

女娼：我妈妈回来我不怕，谁让她养到我十七八。

多么大胆，多么坦率！这样的话都敢公开说出口，唱出口，还有什么内容不能唱？此其一。

其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河曲以及整个晋西北地区的生产方式不仅与江南水乡迥然不同，就是与同属忻州市管辖的忻定盆地一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其畜牧业与忻定盆地一样发达，便生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放牧人群体，当牛羊忙于吃草的时候，躺在坡梁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的放牛娃或放羊汉是悠闲的，但也是寂寞的。就像文人墨客面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景，忍不住想赋诗作画一样。倘若偷偷爱上了哪个姑娘，许多话在公开场合不便说，这时便可无所顾忌地一吐为快，将一腔恋情毫无保留地吟吼出来、唱出来。——河曲山曲儿中便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他们之口。

当然，总体来看放牧人只是庄稼人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庄稼人还是以种地为生。于是，唱几支自己编创的山曲儿，便成为化解艰辛和排遣孤独的最佳方式。山峁就是舞台，群山就是听众，“舞台”选得好，“听众”还会发出热烈的回应。这情景，倒是与同样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非常相像。看过电影《黄土地》的人，一定记得头上罩了羊肚子毛巾的陕北汉子，在莽莽苍苍的黄土地上高吼“信天游”的画面（事实上河曲山曲儿和陕北信天游本就很像是一母同胞），这样的画面在晋西北也随处可见，大量的河曲山曲儿也由此而产生。

此外，我们前面提到的“扳船汉”也是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他们长年搏斗在激流、险滩、恶浪之间，小命就栓在裤腰带上，既要保持乐观豪迈的心态，战胜随时随地都可能到来的死亡的恐惧；又要给自己和同伴们鼓劲加油，战胜“河神爷”设置的种种艰险；还要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暂时取代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他们长年生活在水上，经常是三月两月才能见妻儿老小一回），因而吼几嗓子唱几声便也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河曲山曲中便有许多船工号子。

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便使得“学会唱曲解心宽”成为河曲人的一种生存需要，一种最为便捷的自娱自乐方式，一种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内容。唱什么？唱对阶级压迫的反抗，唱对社会不公的惯懑，唱美好的爱情，唱生活的多彩，唱辛勤的劳作，唱心中的愁苦，唱丰收的喜悦，唱幸福的未来，唱山光水色，唱花草树木......只要是看到的事，想到的事，有意思的事，什么都可以进入他们的视野，什么都可以触动他们的歌喉。他们不仅割洋烟、割莜麦、刨山药时唱，扳船、赶车、行路时也唱，找对象、谈恋爱、打伙计时唱，不高兴、不好活、忧愁时也唱，闲坐、胡聊、拉家常时唱，发火、骂人、打嘴仗时也唱......“想甚唱甚，见甚唱甚”，可谓无时不唱，无处不歌。对于这一现象，有一首民歌概括得颇为精准、生动：

山曲本是古人留，

留给家人解忧愁。

几天不把山曲唱，

少年英雄白了头。

田昌安《娘娘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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